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和关键手段。

    多年来，我国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国家政策和行政命令，以及生态保护区内人们的道德约束和伦理规范。但实践证明，这两种方式的效果不容乐观。

    国家政策和行政命令在短期内或许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由于其对保护者的利益考虑不足，往往制约着保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难长久地发挥作用。而道德约束和伦理规范，在遭遇经济上的落后贫穷，以及因贫穷而引发的教育、医疗等诸多社会问题时，往往显得极其脆弱，保护者内心积压的不满时刻都有可能迸发。可以说，这两种方式都没能涉及到生态保护的核心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难以形成长效机制，不能解决生态保护中存在的种种难题。

    鉴于此，不少人意识到，补偿才是开展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只有解决好生态补偿的问题，才能协调好生态保护区内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能将人与人的关系协调好，就解决了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

    若能找到合理的生态补偿方式，保护者就有了十足的动力来履行保护职责，就有了充沛的精力来投身保护工作。让保护者不再为生计而奔波，他们就不会无视生态效益；对保护区域的考核不再局限于经济指标，保护者就可以放心大胆、一心一意地做好保护这点事儿。保护者的利益得到保障，受益者为保护者的努力而埋单，通过补偿让双方不再存在利益上的纠葛，两者就可各行其道，各守其责，生态保护工作自然就找到了抓手。

    然而，仅仅意识到补偿是开展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还不够。有事实为证。尽管国家层面的生态补偿政策多年来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但地方实践从未停歇。然而，局部的地方实践相对于生态系统这一跨区域的大概念，往往力不从心。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各省(区、市)在矿产、流域等领域就有各种类型的自主探索。不少省内的流域生态补偿，做得红红火火、颇有成效。2003年，福建省率先启动了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工作，到2009年闽江、九龙江、敖江等3个流域都实施了生态补偿。2006年，浙江等省开始陆续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