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全球变暖和气候恶化，以“高效率、高效能、高效益”和“低污染、低耗能、低排放”为特征的低碳经济模式成为世界各国寻求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平衡途径的解决之道。我国对外贸易经历多年高速发展，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模式带来的局限性与问题不断暴露，经济社会与环境社会矛盾日益明显。文章基于低碳经济的概念与特征，分析了我国现有贸易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根据低碳经济的要求，积极探寻转变我国贸易增长方式的途径。

    关键词：低碳经济；贸易增长方式；转变

    一、引言

    随着全球变暖，气候恶化，二氧化碳排放成为人类越来越关注的问题。2003年，英国在《我们能源的未来：创造低碳经济》这一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该白皮书指出，低碳经济是为了缓解气候变化，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通过能源革命建立起来的一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一种从高碳能源消耗时代过渡到低碳能源消费时代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高三低”，这里的“三高”区别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是“高效率、高效能、高效益”的“三高”，“三低”则为经济发展过程的“低污染、低耗能、低排放”，实质在于能源利用上实现高效、清洁和环保。

    可见，以“三高三低”为特征的低碳经济，归根结底是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共生，这与我国奉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也与我国提倡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相符合。

    二、低碳经济下我国贸易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至2009年的2.2亿美元，世界排名从第32位上升到第2位，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与第一大出口国，贸易大国地位已然确立。与此同时，我国“奖出限入”的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面临着低碳经济的挑战。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以及“奖出限入”的贸易战略，国内经济增长与就业严重依赖于对外贸易增长。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非均衡式的贸易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和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不协调性越来越突出，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矛盾越来越明显，国际摩擦越来越明显。

    （一）出口商品“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

    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上看，长期以来矿物燃料、化学产品、原料制成品、高耗能金属制品、低端机械设备所占比重较大，近几年钢铁等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幅增加。2009年，尽管国内节能减排措施力度加大，我国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仍高达1298亿美元。其中，就出口额而言，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出口额最高，分别为325亿美元和364亿美元；就增长率而言，耗能强度最大的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出口增长最为快速。高耗能主要表现为能源消费总量高的同时，能源利用率较低。早在2002年，我国能源消费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国。而能源使用效率方面，我国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日本的五分之一。在能源供给上，我国需求量大的石油、铁矿、锰、硌、铜、铝等矿藏储量明显不足，能源供需缺口不断扩大，能源供求关系全面紧张。在利用外部资源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0%，对外部资源的严重依赖。

    高能耗往往就伴随着高污染。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8.21%，远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70%能源仍由火力发电厂提供，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仅有93%。据统计我国环境污染带来的直接损失占年均GDP8-12%。巨大的贸易顺差背后是沉重的环境代价。伴随着外贸飞速发展，我国碳排放总量也在不断攀升，尤其是2002年以后表现出高增长的趋势。1990年，我国碳排放占世界总排放量的11%，到2004年，我国碳排放量4847.33MT，占世界总排放的17.66%，2007年达到5788MT，比重19.9%，居世界第一位。这与我国入世后对外贸易发展速度提高，出口数量激增关系密切。因此，发达国家不断向我国施压，要求包括我国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尽早参与二氧化碳的减排行动，直接承担减排义务。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处于上升阶段，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处于上升状态。能源与环境的硬约束决定了我国无法支撑起高耗能、高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关系到我国能够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课题。

    （二）外贸增长“低效率、低效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制成品已经取代初级产品，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主力军。目前，我国制造业出口已占外贸总额的90%以上，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但是我国目前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主要集中于低端产业，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特别是服装、玩具、鞋帽、机电。这些产品大多处于产品成熟阶段，同质性替代性强，市场供过于求竞争激烈，因此产品出口效益低下；包括我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绝大部分是工厂产品的终端产品，国内主要从事最后的加工组装这一劳动密集型环节，研发和精密部件制造这两环节基本不涉及。跨国公司一方面掌握着核心技术与关键部件，另一方面操控着销售渠道，只将低增值中间环节分包或者转移到中国进行，在这样“两头在外”的市场里，获得巨大利益的永远是跨国公司。

    长期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促进出口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激励机制和措施，如低估名义汇率、出口退税、减免税收，降低环保、职工福利和土地成本等，这些做法在压低出口企业实际运营成本的同时，扭曲了要素价格，造成福利大量的输出。以中美贸易为例，美国消费者每年因购买中国产品就能节约下1000多亿美元。可见，中国生产并出口的低价商品，为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本身获利甚少。这种依靠规模与数量的扩张进行的对外贸易，出口成本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保成本，而同时这些产品往往容易造成“量的泛滥”和“价的低廉”。加之我国出口产品市场过度集中，往往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