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万州区，“美丽中国，司法在行动”环境司法论坛开幕。围绕雾霾、水体污染、电磁辐射等环保热点话题，百多名来自最高法院、市高院、中级法院等各级法院的资深法官，以及博导级专家展开讨论，为重庆的环境司法把脉。与此同时，全市首个环境司法研究中心网站正式对公众开放。
论坛上还透露，渝北区法院、万州区法院两院的环保法庭成立一年来，共审理了240件环保案件，这可以看出，公众在环境案件维权上，开始从原来的“到处投诉”，逐渐转向走进法院起诉。
观点碰撞
雾霾带来疾病能不能诉讼？
这些天，全国大部分地区包括重庆在内，遭遇不同程度的雾霾天气，这种天气容易引发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雾霾天气持续时间一长，如果人生病了，能不能通过诉讼解决？中国政法大学涂永前教授抛出的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家的思考。涂教授长期致力对潜伏性毒物致害侵权问题的研究，他把这种侵害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环境型毒物，二是食品药品型毒物，三是装修建材皮革领域的毒物。
涂永前认为，雾霾就属于第一类，其来源和城市的汽车尾气、工业废气、工地烟尘等有密切联系。他说，国外已经有集团环境诉讼的先例，一群市民集体控告汽车所有者，案子最终调解结案。
西政应用法学院副教授陈亮说，涉及环境的侵权案有很多，大气污染、噪音污染、电磁辐射、水体污染等。大气、噪声、辐射主要侵害人体健康，市民大多采取投诉或信访；而水污染、资源破坏等，这类主要是侵财纠纷，一般是诉讼。换句话说，就是现实侵害的起诉居多，潜在侵害的起诉很少。比如，万州法院环保庭受理的某县电磁辐射，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原本应该是集团诉讼的，最终只有一个人提起诉讼。大气污染、噪音、辐射等，在没有明显财产侵害下，在法律上找不到明确的实体，只有选择来信来访等模糊处理。
现实尴尬
环境公益诉讼常处两难困境
2007年，贵州成立全国第一个环保法庭，此后全国各地环保法庭先后诞生。重庆自2012年1月起，也开设了渝北环保法庭和万州法庭，审理了多起涉及滥砍滥伐、非法电捕鱼等案例。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孙佑海评价说：“贵州清镇环保法庭首开先河，重庆两个庭后劲足，走在全国前列。”
但现实中，各地环保法庭却遭遇了不少尴尬。案子少，“等米下锅”。环境公益诉讼也饱受起诉难、举证难、审理难、执行难的困扰。
在重庆，也有类似的境况。渝北区法院环保法庭庭长叶胜利坦言，一年来，该院受理的环保案件：环保投诉多，受理案件少；普通案件多，公益案件少。
叶胜利认为，环保案件中因果关系的推定、损害大小的确定、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方案往往需要专业评估鉴定，而合格的评估鉴定机构难寻，费用高昂，使得审理、执行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他还毫不避讳地点出，环保公益诉讼存在很多两难困境，环保案件的把握难度大，保护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发展有冲突，公民的人身健康权和劳动者的就业权有冲突。
案例>
环保法庭首个案例
缓刑期禁止经营林业
2012年1月，万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高朋、高兴、彭林（均为化名）涉嫌滥伐林木罪一案，成为我市法院试点环保法庭后的首例环保案件。三人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并各处罚金3000元。同时，法庭对三人宣布在缓刑考验期内，禁止从事与森林资源有关的经营活动的禁制令，这是我市首个公益环保禁制令。
禁渔期在江边电鱼
两人放生鱼苗赎罪
2012年3月14日，禁渔期电鱼者被罚买鱼苗放生。 重庆晨报记者 王海摄
环保法庭能审大气污染纠纷案
解读>
环境保护审判庭负责审理的一审案件，包括《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规定的与污染、破坏环境有关的部分犯罪案件，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中规定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案件；大气、水、噪声、放射性、土壤、电子废物、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案，因紧急避险引起的环境损害责任纠纷案；因大气、水、噪声、放射性、土壤、电子废物、固体废物等污染，破坏环境发生行政争议而引起的行政诉讼和非诉行政审查案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合川草街居民老易和老杨平时在工地上抬石头。2011年3月禁渔期间，老易和老杨在嘉陵江北碚段用高压电捕鱼。其间还发生他人去殴打那些劝阻电鱼者时，两人“扎场子”事件。
2012年2月，两人涉嫌寻衅滋事和非法捕捞水产品一案开庭审理。两人均愿自掏腰包，向嘉陵江放生鱼苗。考虑到两人悔罪态度诚恳，积极弥补，法官判决老杨、老易五个月拘役，缓刑一年。
渔政按照嘉陵江的特点和两人的经济能力，制定了一份放养方案：1万尾花鲢白鲢、5000尾鳊鱼和2000尾清波鱼，一共1.7万尾，老易和老杨自掏腰包1万多元买鱼苗，在嘉陵江放生。
本版文/重庆晨报记者 封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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