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第一次承办的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正式谈判会议近日在天津举办，气候变化的话题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随着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日的临近，尽快达成一份具有实质意义的“后京都议定书”，是人类迫切的期望。那么，后京都时代究竟需要一份什么样的议定书？通往后京都时代的路标又在哪里？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立场的严重分歧，是造成“后京都议定书”迟迟难以出台的根本原因。弥合两者之间严重的分歧，仅仅通过技术层面修补难以实现，需要各方回到环境正义的视野中去思考——

    备受全球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第十二次会议及《京都议定书》“关于附件一国家进一步减排义务特设工作组”第十四次会议，于10月9日在天津市梅江会展中心落下帷幕。

    此次会议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承办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正式谈判会议，也是年底墨西哥坎昆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正式谈判会议，来自公约和议定书缔约方以及观察员国、联合国相关机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约3000人与会。

    尽管去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哥本哈根会议被期待为“拯救人类最后一次机会”的“划时代意义”的大会。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谈判立场尖锐对立，大会并没有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今年4月、6月、8月已经分别进行了3次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天津会议是今年的第四次谈判会议，会议的进展将会影响坎昆会议成果。

    那么，后京都时代究竟需要一份什么样的议定书？通往后京都时代的路标又在哪里？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