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习惯了互相询问所在城市房价、人均收入的中国人，开始渐渐在谈话中加入更多“你们那里空气如何？”“附近有工厂吗？”之类的言语。

    这一年，许多居民都开始以一种更谨慎的目光四处打量自己生活多年的环境，对任何新出现的、有可能对居住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工业设施，保持着极大的敏感和警惕。

    这是近年公众心理上出现的一个明显信号：社会对环境安全的关注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汹涌的城镇化发展至今天，在就业拉动、GDP贡献之外，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考量也日益严肃。

    随着中国式环保维权现出雏形，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工厂发现，只需手持一纸批文便能上马快干的年代可能要过去了，现在它们需要对更多人做出解释。

    这将是中国正继续的城市化进程中一大潜在冲突。

    中国式“邻避运动”

    “别建在我家后院。”

    无论是什邡反钼铜、大连与宁波PX危机，还是南通抗议纸企排污，加入抗议的本地居民们，归根结底想喊出的都是这句话。

    “别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邻避（NIMBY），指某一地居民希望保护所居住生活领域，避免受到对居住地域具有负面效应的设施干扰。

    过去这一年发生的邻避运动，从发生到收场几乎都沿袭了同一套模式：某地被曝有重大污染项目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状态下准备兴建，激起当地民众抗议，又通过网络等载体进一步发酵、扩大事态，使当地政府迫于沸热民意最终取消被反对项目。

    维护合法私利，尤其是捍卫家园环境是天经地义的，每次地方政府最终妥协叫停项目也往往被视为是抗议居民最终的胜利，能够引得鼓掌而呼。

    但偕理性回顾许多类似的事件发展，就算政府能够一时平息众怒，暂缓事态，但人群散去、舆论渐冷后，同一个项目往往又会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出现，默默开工，或再度曝光。比如原本选址厦门的PX项目，受到当地居民激烈反应后迁址漳州，再度受到当地居民抵触。

    在各地类似事件的一场场轮回已经非常清晰地说明，如果没有更细密的制度与更客观的衡量、处理标准，未来还将出现的不过又是一个个曾经相识的项目，轻率而起，潦草而停。

    多重价值判断

    如果随意挑出今年一个环保维权的事例来，在每一个环节逐一分析，就不仅能直观地看到为何事情最后竟酿至冲突，还能窥一叶而见全豹地在发展与保护、理性与情绪等多重价值交锋。

    首先“邻避运动”含义中本身就有着天然的不自洽之处。比如出于地方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人愿意在家附近建造垃圾场、污水处理厂、核电厂等。但从整个社会来说，从综合考量上总有一些地方会成为“更适合”兴建类似设施的场所。

    那么出于对社会的整体利益考虑而言，这些地方是否就应该牺牲自身的利益来成全大局？正如厦门以保护旅游城市的理由驱赶走PX项目后，PX再次落地的漳州人民就不禁要问一句，难道不是热门旅游城市的漳州就更应该被污染？

    但如果全国人民都反对，是否PX行业从此自化工产业链上销声匿迹了？

    其次，如何区分“邻避运动”中不同性质项目的处理方式？比如就算可以放弃发展叫停化工项目，还有许多有污染嫌疑的公共设施却是很难也无法取消的。比如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等。比如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厂曾因引发居民强烈抗议而停建，南通启东王子造纸厂排污管道也最后因民意而被取消。但问题在于任何像广州这样的人口密集地域，如果不想要“垃圾围城”，靠近城区的垃圾焚烧处理厂的建设是必需的；而也很少有人在欢呼民意大胜后进一步追问，排污管道取消后王子造纸厂的废水又将排往何处？

    另外，正如有学者指出，“邻避运动”另一大特色就是其“情绪主义”，有时并不会基于技术、经济或行政层面来进行理性讨论，而仅仅是一种情绪性的抵制。

    比如在舆论一再引爆之下，人人闻PX色变，见垃圾焚烧而避之不及，一些本身可能中性的专业名词在恐慌的情绪助推下，其风险部分被一再放大直至形成了与危险同义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还有许多比PX项目污染更严重的项目正在默默出现。

    此外，在关键时刻按理应该普及科学常识的专家也会和公众产生一种微妙的关系，在后者情绪激荡面前，前者解释往往会显得苍白无力又容易被认为与利益集团相勾结。

    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来看，企业在签订契约后又因停建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如何弥补以及项目的后续发展也无从知晓。

    这其中每一个环节蕴含的价值冲突都能衍生出一大串值得深思的议题，如果仅因最后“民意的胜利”而轻巧放过不做改进，未免也是一种遗憾。

    追求“路径正义”

    但事情毕竟要溯之以根本，我们还是要看到，民众没有选择更合规的表达形式，乃是因为从源头上就制度缺失而无法可依；民众抗议过程中容易偏离科学，乃是因为从一开始信息就不透明而无科学可讲。

    环境维权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一刀切性质的解决方案。仅为发展而造的工业设施和生活必需的公共设施兴建，两者所适合的衡量标准势必不同；而每个项目是否适合在某地建造，往往还与地方资源禀赋以及项目本身涉及的技术、风险管理，甚至当地民众的维权意识和科学水平等各方面都息息相关。因此，要对类似事件作出规范，需要的一定是专业、因地制宜又具备弹性的综合解决方案，才能避免事态的激化。

    虽然内容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原则仍然适用所有地区和项目：即在四面开花的“邻避运动”中，号召百姓拿出理性之前，首先要政府拿出诚意。

    要实现这个诚意最简单来说，制度的设计要基于保障两点：首先是利益共享机制；其次是信息透明机制。

    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就是要让当地居民在付出一定的环境成本后，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获得“做出牺牲”后的回馈。比如国内外都已经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在建造垃圾填埋区后，将该区域继续投资改造成公共绿地，有些还减免了当地居民的垃圾处理费，反而得到了周围居民的好感；另外还有些案例中，大型化工厂迁入后要首先保障本地居民的就业权，以及通过一些形式来保障物业价值等。

    信息透明机制，则是要从一开始就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回顾每一次的环境维权事件，公众的愤怒根源之一其实就是发现项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开工兴建。虽然政府往往争辩说公开信息已经在网上发布，但方式之低效与信息之模糊深受诟病，也是后期处理过程中民众对政府缺失信任感的根本原因。

    如果在每一桩类似事件中，政府都能以诚意为本，将每一个项目的运行原理、技术分析、经济效益，权衡利弊地告之公众，同时又能积极趋利避害，设计合理的利益分析与回馈制度，相信许多冲突皆不至于发生。

    虽然“邻避运动”一词自出生起，就争议不断，并被许多学者认为长期会给社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成本，然而我们还是坚信，在发展与环境、社区与整体等价值判断日益多重化的今日，合理的“邻避运动”仍有其重大的正面意义，因为这是让公众能共同参与价值决定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