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如此，乔兴荣也表示，接下来的有关此项公益诉讼的工作，“还要看局里怎么安排”，“我们也是刚收到曲靖市中院的传票，(相关工作)现在还在商量的过程中。”

近期，曲靖市环保局一位官员亦对本刊记者称，如果没有环保草根组织提起对铬渣污染的环境公益诉讼，他们并不一定会走司法诉讼这条途径，因为此前通行的做法就是，“履行职责，加强监管”，即按行政处罚的方式来处理其辖区内的污染企业。 

行政处罚究竟有多大的力度呢？

这有前车之鉴。在渤海溢油事故中，从行政执法角度，国家海洋局给该事故责任方、美国能源巨头的子公司康菲中国开了一张仅20万元的罚单。 

这引发舆论哗然一片，也折射了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尴尬生存现状。

中华环保联合会秘书长顾问吕克勤告诉本刊记者，“地方环保部门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方，并不积极，因为这本来是属于它监管的范围，如果它去告污染企业，等于说它没有监管到位，所以一般地方政府、地方环保部门都愿意用行政手段去解决，都不愿意走司法途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