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开始,枣庄市薛城区有2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本应按文件规定该享受的待遇一直得不到解决,终使这些人的生活都成了难题。“看着其他区市的待遇解决了,薛城区一直不给落实,我们心里真不是滋味。”说这些时,97届的毕业生刘复之(化名)双手一直紧紧揪着双腿。“这样心里舒服点”,他解释道。心灰意冷,是这数百人的心灵写照。

同工不同酬,不同区不同命 

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薛城区各个乡镇都很普遍。“1997年来的员工,工资和保险样样俱全；而我只晚一年,什么都没有。心理落差实在太大。”在周营镇工作的刘复之说道。

据他介绍,他是1997年菏泽农技学校毕业后经薛城区人事局分配进入周营镇的,但没有编制,属于“非在编人员”。可他的身份又不同于现在的“临时工”,因为按照相关文件规定,他们的待遇要参照全额事业单位待遇享受。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情况称之为“工资套改”。“就是说我们的待遇要按照文件要求进行改革。” 

刚稳定了3年时间,2000年之后,情势开始起变化。在定好职称和待遇后,薛城区所有乡镇似乎像“商量好”的一样默契,都不按照此前的规定来执行了。刘复之告诉记者:“1997年之前有编制的人员还是稳扎稳打涨工资,我们的待遇却一直原地踏步。”经过十数年的日积月累,刘复之现在的工资每月约900元,而1996年进入单位的人员则近3000元,二者之间差距非常明显。“我们都是一样的职位,做一样的工作。因为我们没编制,表现往往还比他们好,可工资怎么就涨不上去。一样的职位,一样的活,差别这么大,这是个什么道理?”

1997年犹如一柄利刃,将大中专毕业生划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同工不同酬”现象,在薛城区的每个单位都在上演着。1998年毕业的周森元(化名)介绍,“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全区大约有200多人,像薛城的常庄、沙沟、陶庄等乡镇都没有得到落实。” 

其他市区的情况却和薛城区大不一样。刘复之后来获悉,枣庄的市中区、峄城区、滕州市的同届大中专毕业生,都早早解决了待遇落实问题。“好像就薛城区不给解决。我在那边都有同学,都是同一年分配的,现在差距拉开了。”因为工资待遇过低,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大不如以前了。

文件规定成虚无缥缈“空中楼阁” 

同工不同酬,并不符合当年枣庄市文件的规定。刘复之拿出一份1997年枣庄市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关于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企业工作的暂行规定》。这是当时大中专毕业生受哄抢下的吸引人才举措。

文件中规定:“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企业工作的,户口、粮油和人事关系可落在乡镇政府(不占人员编制),由经贸办公室代管。工资执行全额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由乡镇经贸办公室从乡镇企业筹集,统一发放……社会养老保险按枣发(1997)10号文件规定办理。”这一规定,即所谓“套改”。 

根据这一文件精神,1997和1998年分配来枣庄市的所有大中专毕业生虽然不再享有编制,但却和在编人员享有同样的待遇。这个规定,只执行到2000年。文件中承诺的养老保险,也同样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记得有一年,上面下发的文件要求最少涨370元,可下面的就是不给执行。有一年我们给领导送点小礼儿,就给我们涨了150块,沙沟镇没送礼的只给涨100块钱。”刘复之曾为了工资做过这些事。“我们的命运被捏在别人手里,只能去违心地讨好他们了。” 

让刘复之更为不平的是,2007年有一批转业军人安排在周营镇工作。“里面三个人和领导有关系,他们的工资马上就2000多块了,保险什么的也一应俱全。我们这些工作了十几年的什么都没有。”他们找领导讨说法,领导就直说:“我们要照顾领导子女的工作啊。”“领导都这么说了,我们还怎么说?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

1997年和1998年来的大中专毕业生,成了左右为难的“夹心层”。工作,也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周森元认为:“我们都30多岁了,上有老,下有小,辞职了养不活家人,不辞职又实在是憋屈地难受。我们只想能兑现承诺,落实待遇。” 

乡镇通好气:谁也不愿当“出头鸟”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生活中的刘复之爱斤斤计较,“不就是没钱吗,坐车买菜都要算来算去的,谁也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不堪生活压力之重的刘复之和周森元不平则鸣,多次找镇党委和政府理论,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冷眼和警告。 

刘复之告诉记者,他们的工资涨幅完全掌握在书记和镇长的手里。“每年到要涨工资的时候,各地书记镇长都要通气,商量好涨幅。所以我们的工资不会乱涨的,每个乡镇涨幅都差不多。但最多不会超过150块钱。相比那些在编的每次400-500块的涨幅,我们的实在是太少了。”有的乡镇告知他们是财力吃紧,对此刘复之则不以为然。“有些乡镇是比较困难,但解决我们待遇的财力还是有的,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意。”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财力吃紧与否,而是没有哪个乡镇愿意首当其冲作“出头鸟”。薛城区陶庄镇下面有煤矿,经济条件较好,完全有财力帮助大中专毕业生落实待遇,可当地领导就是不松口。刘复之的周营镇领导就和他说:“要是我把你们待遇解决了,其他乡镇不是也要解决?那我压力该有多大。”受囿于此种逻辑,这200多人的待遇落实问题一直遥遥无期。 

他们也曾到过枣庄信访局,五六十人的阵营算得上“声势浩大”。信访局的负责人却劝告他们:“你们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乡镇愿意解决就解决,不愿意解决就不解决。”在周森元看来,这明显属于“流氓逻辑”。“从前的文件上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怎么就成了愿意解决就解决了?那不是把政府的红头文件当儿戏了?”回到单位后,领导批评他们不好好工作,“怎么能在上班时间去信访?”并警告说,“再去信访就要开除职务”。“这话真是滑稽,我上班时,信访才上班；我下班时,信访也下班了。你让我下班后去信访,那时人家都下班了,我找谁去信访啊?”

灰心丧气的刘复之和周森元他们,现在已不再组织信访了,“大家的心都冷了,不抱希望了,只希望他们能想到我们的难处,记着政府应有的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