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川 北京报道

    杜丹德又来中国了。

    身为美国最为著名的环保组织美国环保协会（EDF）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几乎一年来中国10次左右，为中国环境问题出谋划策。

    如今，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被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刚聘为外国专家建议委员专家顾问。

    “我的主要职责领域将集中在环境，为中国环境问题的治理传递经验”，杜丹德2月底在北京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在采访中，不断反复强调“市场”二字，足以见得他是一个对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拥护者。

    事实上，1986年以来，杜丹德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基于总量控制的国家层面的排污权交易体系，他对中国环境管理的主要理念就是：可以用市场之手解决环保问题。

    由于雾霾天气频增，中国政府自2013年，尤其关心环境问题。 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要求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这一系列的举措，杜丹德都把它们比作为了一场关于环境的“改革开放”。在他眼里这场关于环境的“改革开放”这条路该怎么走？

    中国节能与发展平衡的空间很大

    《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你提到，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环境的“改革开放”，中国需怎么样的机制支撑使之成功？

    杜丹德：这里有一系列事情需要注意。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认为中国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的影响会非常深远。从环境角度来看，里面更多指向的是效率。过去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却在环境上损失惨重。现在，中国的看法正在发生改变，开始强调和重视如何提高效率。

    另外，将市场作为最主要的手段，意味着要加强政府对环境监管力度。因为一味只是依靠市场，那么环境问题或许不会那么容易被解决，因为企业或许更多的考虑是如何赚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因此，要解决此问题，需要应用一些方法，比如发布监管条例或者法规等。

    不过仍然需要新的方法，第一是信息披露，告诉民众所生活的环境情况。比如在美国，民众可以上网查到相近社区的环境情况，可以了解企业排出水质的情况等。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增加一些压力，让他们去改变商业方式。

    另外，公司需要有竞争，但是要改变不公平现象。由于违法成本极其低，这就造成了不守法的公司只需支付一点罚金，而如果一家遵守法规的公司则需投入成本进入环境保护。

    《21世纪》：事实上，很多人会很担心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你认为应该怎么平衡经济的增长和环境保护？

    杜丹德：不仅仅是中国面临这个问题，其实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一方面，人们希望更加富裕，但是另一方面却希望有好的环境，其实这有一点自我矛盾。而这个矛盾政治家也需要面对，他们需要决定哪一个更加重要。就我的观点而言，这依然是一个关于效率的问题。

    比如中国现在的空气污染与能源的使用密不可分。之前有一家能源公司的老总就指出中国工业中40%能耗降低都是有利可图的。事实上，如果能够有利润地去减少能源的使用，这就意味着中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有经济的增长、环境的提升以及更多就业的机会等。

    碳市场或许能解决中国贫困问题

    《21世纪》：你对中国碳排放交易权市场试点怎么看？

    杜丹德：现在的7个碳排放交易权试点是实验，中国需要去尝试和学习。比如，中国符合什么样的市场架构技术，什么样的监管体系合适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这与其他地方都不一样，这也将为推开全国碳市场起到铺垫作用。

    《21世纪》：中国各区域的经济条件状况差距很大，中国建立全国碳市场的可能性是什么？

    杜丹德：中国当然是有能力建设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建立全国碳市场的方式有很多，而中国选择的是逐步建立的方式。

    有一种设想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碳市场中可以成为中国资源核证减排量（CCER）的买家，而中国西部则成为中国CCER的卖家。这样一方面，东部的经济会在减排的基础上得到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西部地区也可以通过更加清洁的投资方式得到发展。我认为中国应该利用不同地区的成本差异以及发展差异等进行发展。

    事实上，中国面临的另外一个的困难是贫穷。那么我们怎么将贫穷与气候变化联系气候呢？或许碳市场能够提供一个答案。比如，农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目前中国农村都是小规模的种植和收割，中国一些地方或许可以通过大规模种植和收割，这样便可以降低排放，然后再通过固定的方法学把农业减少的碳排放计算出来，开发成减排量将之卖入碳市场，农民这样也就创收了。总体而言，这样可以将中国的现状与市场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