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世界最“不差钱”的地方，但同时又是全世界最缺钱的地方，这里有全球最高的储蓄率和资金最紧张的企业。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就在于金融服务业不发达

    龚方雄 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

    2014年的全球经济不会再是多个经济体水深火热中的博弈，也不会是某个经济体风景一方独好的格局。相较于2013年，2014年全球经济形势会更加稳定、可测性更强。这背后的原因是各主要经济体都已走在复苏的路上。

    就业数据相对稳定的美国经济已经进入相对可持续增长的轨道。美联储会从2014年初开始逐步退市。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大约在1.8%，2014年这个数据会达到2.5%－3%。而安倍晋三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让日本在2014年看到较明显的周期性复苏。

    2014年全球经济最大的亮点将出现在欧洲，因为2012年金融危机对欧洲的影响在2013年已基本消化，欧洲的很多重要的经济体都处在平稳复苏的状态，尤其是那些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其2014年的经济都会较过去的两年好。而德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强劲的势头，法国经济在2014年也会处于较好的节奏。

    全球经济形势的向好会给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出口业务都带来良性影响。眼下中国经济内需已经稳定下来，伴随各种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2014年中国经济应该会处于平稳增长、稳中有进的态势中。医疗保健行业、环保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新型服务业等，都将是2014年中国经济的热点领域所在。以欧美国家的发展路径观察，中国未来有可能也会经历一场“能源革命”。从工业化初始阶段以煤、石油等传统能源为主的能源格局，进入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高速发展的后工业化时期。而所谓新兴服务业，则是与高科技相关的产业，比如4G网络，云计算和物联网所带来的硬件铺设、宽屏设备等通讯设施相关产业。

    但国内的投资机会并不局限于这些热点领域，眼下讨论热烈的城镇化概念，就为几乎所有的产业提供了相对均等的机会。由于城镇化带来的动力是均衡的，其相对的成长动力会更加强劲。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理念在于先有市场和产业，再有城市。这样通过经济发展自然形成的城市群体，会让大量农民真正变为城镇居民，这些新城镇化人口不但收入水平提高，且消费能力也大大增强。一个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会达到一个普通农民的十倍以上，而这对于消费业、服务业以及整体的经济都会形成巨大的拉动力。

    传统产业将会在城镇化浪潮中看到巨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卫星城是城镇化发展的自然选择，一个卫星城的投资通常会达到中央城区投资的五到十倍。卫星城的建设意味着住宅、办公楼、医院、学校、购物中心、城际交通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同时需要建设公路、城际交通等各种基础设施，这会对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形成巨大的拉动力。而这些传统产业的发展，又不可避免会增加对燃煤等传统能源的需求，这又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眼下，西方国家的能源消费总量中，煤所占的比重正在增加，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将煤转化为清洁能源的技术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脱硫与集中处理污染的产业，也会是中国未来的热门产业。

    尽管从总体格局上看，中国与其它重要的经济体一样，都走在复苏的道路上。但近期的一个变化让人很欣喜—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都在表达他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乐观情绪表述，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香港市场的中资股几乎跑赢了全球的股市，资本正在用脚投票。

    投资人格外看好中国经济的原因在于，全球其它经济体的复苏过程中，依靠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是短暂的。但中国在过去几年适用了相对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真正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稳定和可持续成长的国家。从这一点来讲，中国经济更具有可持续成长的能力，因为结构性改革是治本的慢性疗法，一旦平稳下来，未来可持续力增长得会更强。

    2014年中国经济整体增长数据会较前一年略转好，较2013年更平稳。包括政府简政放权，税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体制改革释放了市场的动能，不仅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还降低企业审批、交易等方面的经营成本。比如广东省自2012年开始实施的简政放权，很多广东的中小企业都直观感受到了政府机关办事效率的提高。这对于企业把握市场时机、提升效率都有很大的正面推动作用。因此即使2014年中国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维持在2013年的水平，企业盈利能力、职工收入、经济增长的动力、出口等方面的表现也都会强于2013年。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很好地解答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府则找准自己的定位，采取宽进严管的政策，简政放权。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市场是最有效率的管理手段。政府要做的是尽量去克服市场的弱点，而不是代理市场去做市场的事。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影响将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样会决定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命脉。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今天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没有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就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

    改革进入深水区，林林总总的行业正在进入市场化的深度变革中，这其中也包括金融，而金融体制变革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如果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的完全市场化不能推进，中国就没有能力为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比如人们谈到城镇化的概念时，常常会问钱从哪里来？其实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金融产品设计来解答。

    中国是全世界最“不差钱”的地方，但同时又是全世界最缺钱的地方，这里有全球最高的储蓄率和资金最紧张的企业。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就在于金融服务业不发达，缺乏连接投融资双方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十八届三中全会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出了一个“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的药方，通过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发展多种股权融资与债权资本市场来解决国内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但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还有待解之题，因为金融是中国最原始的部门，金融市场化的关键是要建立无风险的利率曲线。金融是为资金配置形成的市场，资金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要素，而这个要素要由市场定价。利率和汇率是资金价格最重要的元素。如果利率和汇率不市场化，金融市场很难做到完全的市场化，与金融市场相关的市场也很难发展起来。

    眼下，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程度依然相对较低，但中央政府发债却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运行，通过市场上招标、进而由市场供需来决定价格水平。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短期内难以实现之时，可以通过国债市场先行建立一条无风险的利率曲线。企业债、地方债都可以在这条利率曲线之下得到发展。此前地方债因其规模与潜在的风险不断受到质疑，甚至有声音提出过要取消或限制地方政府发债的权利。其实解决地方债的方法在疏而不在堵，在于让地方债务走向透明化，把地方政府的资产和负债都放在阳光下，同时对发行地方债的财政体制进行配套改革。

    （本刊记者林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