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核心是利益平衡

    ■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哪里？途径是平衡利益，平衡利益的手段就是补偿，而补偿是解决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和关键手段。

    ■编者按

    我国最早的生态补偿实践开始于1983年，即云南省对磷矿开采征收覆土植被及其他自然环境破坏恢复费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补偿实践进入了高峰期，广西、福建等14个省(区)145个县市开始试点，并颇见成效。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生态价值难以用货币衡量、生态补偿内容不明确、补偿对象不明确以及行业、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等问题。

    2010年，我国生态补偿的法规、政策以及实践三方面得到同步推进。因此，2010年，是值得铭记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年，也是值得述说的生态保护工作突破年。为此，本报记者专门就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实践中取得的成就、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进行了阐述；同时，也对2010年我国在自然生态和农村环保领域所发生的那些大事进行了点评，以飨读者。

    （图：生态补偿立法破冰而行）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总人口约30万，其中藏族占97％。玉树地震的发生，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要使类似玉树这样的生态脆弱和敏感地区获得持续发展，生态补偿机制的尽快施行迫在眉睫。资料图片

    ◆中国环境报记者曹俊

    2010年，是值得铭记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年，也是值得述说的生态保护工作突破年。

    4月26日，由国家发改委牵头，11个部委参与的《生态补偿条例》起草工作正式启动。目前，《生态补偿条例》草案框架稿已呈现轮廓，初步提出了生态补偿的定义、范围、原则和机制。

    年底又传出喜讯，三江源地区将建设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与这个39.5万平方公里试验区同时酝酿出台的，还有中国首个生态补偿机制方案——《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总体实施方案》。如果方案通过，长江、黄河、澜沧江的下游省区将为源头省份支付生态补偿费。

    2010年，距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进入国家重要议事日程已有5年时间——200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曾明确提出“国家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补偿机制”。

    数年的沉寂，5年的蹉跎，生态补偿终于在这一年启动了希望，生态补偿立法进入了实际操作层面，生态补偿机制开始了建设的新步伐。由此，我国生态补偿的法规、政策以及实践3方面都在同步推进，这标志着困扰我国多年的生态保护问题终于破冰而行，让人感到无比欣喜。

    而回顾2010年，我们发现，这一年在生态保护领域所遇到的问题也是近几年、甚至近几十年难以绕开的话题。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个中原因错综复杂，但若将个案集中研究，仔细剖析，深入分析，却不难发现生态问题中存在一个共同点:凡是成功的经验，都合理地运用补偿手段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凡是失败的典型，都没能有效地破解补偿问题，没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进展令人欣慰，现实问题存在的矛盾令人困惑，两种局面的对比和反差，不禁让我们思考其中的缘由:为什么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在生态保护工作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值得人们如此关切？

    要解释这个困惑，我们有必要探讨清楚生态保护领域的两个根本问题: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解决问题的首要途径在哪里？

    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核心是利益平衡。

    关于生态问题本质的探讨，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即由自然本身逐渐向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两者都有其理论和实践支撑，两种认识也都在相应的时期得到了认同和支持。

    第一种认识源于对生态系统自然演替的认识。每一个生态系统在上亿年的自然更迭中得以维持一种平衡，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物种在上亿年的自然演替中得以生存，生态系统是遵循自然规律、实行自然演替的系统。第一种认识随之而生，不少环境伦理学家认为，生态问题的本质是自然自身的问题，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独立于生态系统之外对其进行干预。

    第二种认识源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大量的社会生产和消费能力，对资源和能源的极高的需求，生态系统一度遭受严重破坏，在不少地区甚至成为稀缺资源。与此同时，人们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生态系统的个体逐步走向独立，甚至与生态系统构成对立。

    为了更好地开展生态保护，人们开始重新认识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生态问题本质的新诠释，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新共识。而由此引发的生态保护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自然为本的争论，也一直未曾停歇。

    这两种认识都有其科学性和可行性，但在这两种思路指导下的生态保护实践工作却差强人意。在生态系统保护面临严峻挑战的局面下，要想为解决生态保护困局找到“钥匙”，我们必须再次审视生态问题的本质。生态不语，而生态系统所在地的“人”就成了其代言人，若将生态问题的本质定义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难免让“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出现角色上的自相矛盾。若不能解决这种矛盾，生态保护工作的推动难免会障碍重重。

    事实就是证据。在种种事实面前，我们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问题表面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根本上已经演变为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核心则是利益均衡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延伸开来，即受益者与保护者之间、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获益区域与建设保护区域之间、以及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系。

    无偿地要求保护者保护生态有失社会公平。为了全国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需要，不少区域被禁止或限制开发，不可避免地牺牲了当地发展的机会，牺牲了当地居民利用生态资源致富的可能。

    以长江流域为例，2008年，甘孜、阿坝州人均GDP分别为9640元和8459元，四川省人均GDP为15379元，全国平均为22640元，而地处中游的湖北和下游的上海则高达18796元和32258元。在行政命令或政策约束下，为长江生态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区域，却未能因保护生态而获得相应的机会，恰恰变成了无偿的牺牲。对保护者来说，这是不公平的。

    无偿地要求保护者保护生态可能会引发其他生态灾难。不少自然保护区就是典型:保护者的奉献往往让自己陷入两难，一方面要区域的生态效益，要保护，要自然；另一方面要当地的经济效益，要就业，要福利。这份尴尬导致那些曾经守候着安静的自然保护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压力下，被推上了保护区开发的快车道，经历着从自然化、生态化，向经济化、产业化、商业化和人工化的转变历程。保护区内保护者与保护区外受益者的利益不平衡，导致不少自然保护区无序开发旅游业，背离了自然保护区的初衷。

    这种不公平和其他生态灾难的可能性，导致人们对生态问题本质的认识有了变化。从解决生态保护问题的实践角度出发，我们不妨提出关于生态问题本质的第三种认识，即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核心是利益平衡。

    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哪里？

    途径是平衡利益，平衡利益的手段就是补偿，而补偿是解决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和关键手段。

    既然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核心是利益平衡，那么，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就跃然纸上，即平衡利益，而平衡利益的手段就是补偿。可以说，补偿是解决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和关键手段。

    多年来，我国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国家政策和行政命令，以及生态保护区内人们的道德约束和伦理规范。但实践证明，这两种方式的效果不容乐观。

    国家政策和行政命令在短期内或许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由于其对保护者的利益考虑不足，往往制约着保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难长久地发挥作用。而道德约束和伦理规范，在遭遇经济上的落后贫穷，以及因贫穷而引发的教育、医疗等诸多社会问题时，往往显得极其脆弱，保护者内心积压的不满时刻都有可能迸发。可以说，这两种方式都没能涉及到生态保护的核心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难以形成长效机制，不能解决生态保护中存在的种种难题。

    鉴于此，不少人意识到，补偿才是开展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只有解决好生态补偿的问题，才能协调好生态保护区内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能将人与人的关系协调好，就解决了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

    若能找到合理的生态补偿方式，保护者就有了十足的动力来履行保护职责，就有了充沛的精力来投身保护工作。让保护者不再为生计而奔波，他们就不会无视生态效益；对保护区域的考核不再局限于经济指标，保护者就可以放心大胆、一心一意地做好保护这点事儿。保护者的利益得到保障，受益者为保护者的努力而埋单，通过补偿让双方不再存在利益上的纠葛，两者就可各行其道，各守其责，生态保护工作自然就找到了抓手。

    然而，仅仅意识到补偿是开展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还不够。有事实为证。尽管国家层面的生态补偿政策多年来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但地方实践从未停歇。然而，局部的地方实践相对于生态系统这一跨区域的大概念，往往力不从心。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各省(区、市)在矿产、流域等领域就有各种类型的自主探索。不少省内的流域生态补偿，做得红红火火、颇有成效。2003年，福建省率先启动了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工作，到2009年闽江、九龙江、敖江等3个流域都实施了生态补偿。2006年，浙江等省开始陆续跟进。

    然而，综观全国，到目前为止，凡是跨省的流域补偿，少有成功的案例。跨省、跨区域的生态补偿，其利益主体更复杂，利益面更广，仅依靠地方立法和地方实践，没有一个主体来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公平代言、公正裁决，要在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复杂利益纠葛中实现真正突破，是非常困难的。说到底，还是由于地方立法囿于法律效力，跨省利益没能得到充分平衡。

    对多方权衡和考量的需求，使生态补偿的国家立法呼之欲出，而与此同时，一些特殊区域的生态补偿实施方案也在酝酿出炉。前述有关国家层面的生态补偿立法的两个重要行动让我们欣喜。尽管有专家担忧，由草案最终形成并上报国务院通过，至少需要3年时间，方案的实施也非一蹴而就，生态保护的困局或难一时缓解，我们还是应对生态补偿所迈出的这几步表示充分肯定。

    我们相信，从地方实践走向制度规范，只要在路上，生态补偿立法指日可待。